曲周博物館館長、河北省收藏家協會理事李治山近日透露，該館文物管理人員日前在搜集散落民間的文物時，發現一枚“曲周侯印”封泥。該封泥的發現，不僅揭秘了兩千年前文件保密技術，也為尋找曲周侯國的具體位置提供了線索。

對現代人來說，封泥這一古物恐怕十分陌生，然而其意義和價值卻非同一般。它是古代信函文書封緘的實物遺存，是秦人用泥土鑄就的袖珍書法作品，是繼秦兵馬俑、秦簡牘之后，秦地下文物的又一重大發現，對研究秦漢歷史、地理及中國古代官職極為重要。

公文往來的簡牘之鎖

李治山介紹，“曲周侯印”，意思是曲周侯的印章。據史料記載，曲周侯是西漢開國功臣酈商的封號，他統治的區域稱為曲周侯國，故地大概在今河北省邯鄲市曲周縣東北部一帶。曲周侯國自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設置，至漢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廢止，后改為曲周縣，至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

封泥，又稱泥封，是古代用印的遺跡，即蓋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堅硬的泥團。河北曲周博物館新發現的這枚封泥保存較為完好，呈不規則圓形，最大直徑42毫米、厚6.4毫米、重8.9克，材質為陶土，正面印有“曲周侯印”四個清晰漢字。封泥背面留有麻繩打結痕跡，是封緘竹木簡時留下的痕跡。這枚封泥是曲周縣第一件標注有“曲周侯”字樣的文物，為下一步尋找西漢所置曲周侯國的具體位置提供了線索。

據史料介紹，從戰國到秦漢時期，各種文書、信件多寫在竹木簡上。寄送時，古人用麻繩捆綁竹木簡，然后于繩子打結處封上特質泥團，并加蓋印章，以防止文書、信件或情報等在傳遞途中被人偷看，借以起到“以檢奸萌”的作用。這塊打上印章的泥團，就是封泥，亦稱“泥封”，被人形象地稱為“簡牘之鎖”。封泥也是中國較早的保密技術手段，在秦漢時期最為流行。

這種蓋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堅硬的泥團，從古代可以保留下來頗為難得。由于原印是陰文，鈐在泥上便成了陽文，其邊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寬邊。后世的篆刻家從這些珍貴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鑒，用以入印，從而擴大了篆刻藝術取法的范圍。

古代對封泥有著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封泥多用膠泥制作，地方官府都有保存、管理膠泥和印章的專門機構。

官員外出時會遇到緊急公務，大家就隨身攜帶盛膠泥的小筒，把文件寫好后再做封泥密封。這種小筒多為青銅制作，膠泥在恒溫恒濕的環境下能保存較長時間。另外，還有配套的銅杵，這些都是秦漢時期常見的“文具”。

封泥連續使用了數百年時間，一直到東漢末期，隨著造紙術的推廣和紙張制作成本的下降，簡牘使用量越來越少，封泥才逐漸淡出歷史舞臺。一些封泥失去水分后在土層中保存，隨著后來的考古發現重見天日。這枚曲周縣博物館館藏的“曲周侯印”封泥，背面有明顯的繩結痕跡，距今歷史已經超過了2000年。

李治山說：“這是曲周縣首次發現和曲周侯國相關的文物，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這枚封泥見證了秦漢時代流行的保密技術，也是研究西漢曲周侯國和曲周縣歷史的重要物證。”

隨著簡牘在東晉時期逐漸被取代，封泥也逐漸在公文用印中被淘汰，與紙張書寫相匹配的“鈐朱”用印逐漸在士人和官員階層的行政和日常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王國維《簡牘檢署考》云：“古人以泥封書，雖散見于載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廢，幾不知有此事實……封泥之出土，不過百年內之事，當時或以為印范。及吳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為封泥。”

秦封泥上的百官表

1995年，收藏家路東之發現并保護的大批秦封泥，被專家稱為“是可以彌補《史記》《漢書》缺憾的珍貴文獻，是統一的中國封建王朝第一部百官表和地理志。”“秦俑之父”袁仲一先生曾表示，秦封泥是秦漢歷史、考古學及中國古代職官、地理研究的一次里程碑意義的極其重大的發現，其中大量的問題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好好消化、研究。

已發掘出的秦封泥完整地勾畫了“三公九卿”秦官僚機構的網絡圖，系統地揭示了一批鮮為人知的“亭里郡縣”及“宮殿苑囿”名稱。通過這些中央機關公卿璽印，可以了解秦代中央機關三公九卿的基本框架。通過各郡守縣令的璽印可以確定秦代郡縣的設置情況，專家們從中發現了眾多與職官有關的機構與職官名稱，而且其中有許多過去文字從未記載。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大建咸陽宮，其中一處名章臺，秦始皇曾在這里“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據《漢書·刑法志》載：“自稱決事，曰懸石之一。服虔曰：懸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曰以百二十斤為程（相當于今天的30公斤）。”也就是說，秦始皇每天要看60斤重的公文竹簡。于是，中央各公卿機關、全國各郡縣的奏章便向這里源源匯集。一本奏章就是一捆竹簡，作為當時的一種保密措施，上奏官員要將竹簡捆好，并糊上泥團，再在泥上印上自己的璽印，然后放在火上燒烤，促其干硬。奏章被送到章臺，值守吏要呈送秦始皇親自驗查，封泥完好，確未被奸人私拆偷閱，才敲掉泥封殼御覽。

有研究發現，秦封泥涉及的秦朝縣名近140個，這對于重新解讀秦代官僚機構和中國縣域發展史等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如果把封泥上的縣的分布區域標注在地圖上，就會發現它們并非凌亂不堪的，而是趨近于秦始皇巡游全國路線附近的縣。以秦始皇第五次巡游為例，在所經的藍田、上洛、商、鄧、蔡陽之后，就出現了云夢、廬山的封泥，在經歷陽、堂邑、海陵后，就出現了瑯琊等封泥，這對于秦始皇巡游路線的選擇與政治、社會意義等都具有間接的價值指向。

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共藏有350多個品種、781枚秦封泥。在首批申報國家等級文物鑒定的100枚封泥中，有5枚封泥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它們分別是“右丞相印”“廷尉之印”“四川太守”“少府”“西鹽”。當時的“右丞相”為輔佐君王的最高行政長官。秦朝的李斯曾擔任過“右丞相”，但“右丞相印”是否為李斯所用，至今仍是一個謎。而“廷尉”相當于最高法院院長。另外，“四川太守”即四川省省長，但這里的“四川”不是今天的四川省，而是秦泗水郡，太守是郡一級的最高長官。“少府”就是皇宮事務管理部部長，“西鹽”是秦時設于西縣的主管鹽稅的官署。

秦統一六國后，文字上通用篆書，漢承秦制，官府的封泥上使用的也是篆書。在改用隸書的漢朝，普通百姓是看不懂篆書的，這樣做就顯示出了官府印章的神秘與威嚴。

封泥的藝術價值

《周禮·秋官·職金》載：“辨其物之美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即在財貨上壓印封泥之制。《云楚睡虎地秦簡》中也形象地敘述了印與封泥的關系。“封泥”一詞最早見于《后漢書·百官志》守宮令本注：“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古文獻中記錄封泥使用情況的不乏其例，但從文物發現的角度，封泥的發現并不太早。直到清晚期，金石學家才確認了曾被誤作“印范”的文物為漢代封泥。與之相仿，人們對戰國璽印的認識也比較遲。古璽印的收藏與研究雖不晚于宋代，但直到明朝，人們還不能確認其為戰國遺物。至清代中晚期，金石學家們才明確地指出“古璽”是六國（戰國）遺存。以羅福頤先生為代表的研究學者曾認為，現存古代璽印大多出自墓葬，是隨葬品，因而和實用物有相當的差距。而封泥則是實用物的遺存，表現了一個時代實用璽印的制度和文字的真實情況。

封泥的發現與甲骨文一樣，都是偶然間為農人首先采集到的。清代道光二年，四川一名農民在田間挖掘山藥時，發現一個坑窖，從中起出不少比銅錢略大的扁泥塊，這些泥塊上都有隆起的文字，看上去十分古奧。農人不知道這是什么東西，遂一一揀出帶回家中。消息逐漸傳開，在當地走門串戶的古董商販將這一百多枚泥塊攜至京師，當時著名的金石學家劉喜海、龔自珍以及山西閻帖軒等人敏感地看中了這些有字泥塊，認為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金石文物，便各自從商賈手中買回若干枚，珍藏賞玩。

只是，早期學者并不知封泥的用處，一直以為是古時用來鑄造印章用的“印范子”。

隨著封泥的不斷出土，針對封泥實物中所傳遞的種種信息進行研究，人們對古代封泥的使用范圍及使用的方法有了比較具體、清晰的了解。在春秋戰國以后長達千余年時間里，官私印章的使用及其征信、標記功能主要是借助封泥這一物質形態表現出來的，可以說，璽印的使用與封泥不可分離，以印封泥，也就是璽印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主要實用意義。

封泥的藝術價值，首先在于它是圖案之源，外部形狀和篆刻形式到現在基本上還在沿用。由于當時封泥基本上是官府用于公文往來，所以刻得很規整，字的密度差不多，四平八穩、方正規矩，為后世的印章樹立了典范。其次，封泥的價值還在文字方面，封泥上的文字多用篆書。秦統一六國后，李斯逐漸推行標準小篆，故封泥文字上通用篆書，漢承秦制，官府的封泥上使用的也是篆書。到了漢朝，隸書出現，但有一個漫長的逐步進化過程，封泥在線條形態、邊沿樣式等方面為后世篆刻家的取法提供了豐富的參照。經過藝術家的體驗和提煉，融形質特點于各自的個性創作中，最終形成了各具風采的表現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