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11 17:23:35 來源：中國青年網

3月5日，北京世貿天階，車輛和行人從一處播放兩會會期信息的大屏幕附近駛過。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曲俊燕/攝

　　這些天，95后小蔣最關心兩件事：兩會和基金。她是眾多“基民”中的一員，也因此更關注國家將會重點發展哪些行業——在她看來，這其中或許藏著未來基金收益的“密碼”。

　　上班掙工資之外，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想方設法“搞錢”。其實，這也是未來5年一系列政策的重頭戲。“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指出，“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提高農民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比例，完善上市公司分紅制度，創新更多適應家庭財富管理需求的金融產品。”

　　中國人均GDP已經連續兩年超過1萬美元，這離世界銀行劃分的高收入國家標準線并不遠。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認為，未來5到15年經濟社會發展重點在于質量而不是數量，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目前，這個群體在中國大約有4億人。

　　在劉世錦看來，“十四五”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關口，應該把中等收入群體倍增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的另一個重要戰略，而想方設法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就是一個重要方法。

　　對每個普通國民而言，這或許意味著手上能盤活的資產和可支配的錢更多了。

　　更多年輕人擁抱資本市場

　　今年兩會前夕，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金融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0》顯示，截至2019年，中國社會凈財富為675.5萬億元，居民部門財富占比76%，居民人均財富約為36.6萬元。

　　銀行儲蓄和房子，是很多中國家庭財富的重頭。較高水平的儲蓄率，也意味著較大的投資潛力。隨著“房住不炒”的樓市調控政策逐漸深入，當下很多年輕人更青睞通過基金、股票等方式來理財投資。

　　2019年年底，小蔣抱著掙點零花錢的想法，通過定投的方式購買了第一只基金。他身邊很多同齡人都在買基金或者股票，“大家都在瘋狂入市。”

　　今年1月，銀保監會發布的《關于推動銀行業和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有效發揮理財、保險、信托等產品的直接融資功能，培育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理念，改善資本市場投資者結構；大力發展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各類健康和養老保險業務，多渠道促進居民儲蓄有效轉化為資本市場長期資金。

　　社會財富向資本市場轉移，是許多國家在房地產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普遍會發生的轉變。

　　設立科創板、推行注冊制、A股退市新規出爐……過去兩年，資本市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吸引著年輕人以更為靈活的手段參與投資。支付寶的數據顯示，定投基金的用戶中有超過四成是90后，六成90后穩定持有單只基金超一年。

　　全國政協委員、申萬宏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注意到，過去每當股市傳出好消息，人們就往里“沖”，“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現在，人們也開始把“雞蛋”往基金等不同“籃子”里面放。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公募基金市場不僅新發基金規模持續攀升，資產管理總規模也創歷史新高。楊成長說，這也推動了國家科技創新型產業以及新消費的發展。

　　不過，楊成長也注意到，資本市場也出現了一些過度投機的情況，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們的“財富觀”。他指出，當前不僅要引導投資者做好資產配置，同時也要引導青年人樹立正確“財富觀”。“有人以為敲敲鍵盤，財富就能生產出來了，這種觀念需要改變。”

　　楊成長認為，老百姓理財面臨的難題之一是理財產品收益波動過大。他建議，資本市場加強金融產品的創新，為投資者提供合適的理財產品，不僅僅強調高收益率，而是與實體經濟收益相匹配的、持續穩定的理財產品。他說，這對金融機構組合產品，實現對沖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楊成才建議，逐漸推進現代要素市場發展。除了資金、土地、房產等要素，還可以讓知識、技術、商標專利等一些現代要素獲得合適的市場定價，從而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

　　“各種各樣財產性收入的根源在實體經濟。”楊成長說，青年人也應將目光投向實體經濟，特別是要處理好金融等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實體經濟好了，財產性收入才會增加。

　　農民增收不再僅依賴土地

　　跟城里的年輕人不一樣，在廣大農村地區，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大多還是離不開土地。

　　在福建寧德福鼎市硤門畬族鄉柏洋村，很多村民把土地承包出去，村里成立了專業合作社種水果，發展農家樂和旅游觀光產業。

　　據柏洋村黨支部書記王周齊介紹，很多村民都有4份收入：在村里工廠上班的工資收入、茶葉種植收入、投資當地產業的分紅，以及出租土地或房屋獲得的租金。

　　“投資分紅達到二三十萬元的村民都有不少。”王周齊表示，這個曾經人均年收入不足600元、村集體負債43萬元的典型貧困村，如今已經成了“全國小康建設明星村”。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研究發現，當前城鄉收入差距仍然顯著，很大程度上是由財產收入的差別造成的。有關數據顯示，城市居民的財產收入是農村居民的10倍，而這又主要是由房地產收入的差別構成的，城市居民對住宅用地擁有完整的用益物權，可以連同住宅出租、轉讓、抵押，而農民對其宅基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收益權。

　　蔡繼明建議，修改《民法典》物權編相關內容，使農村集體宅基地與城市國有宅基地具有同等的用益物權，并通過修改《擔保法》取消對農村宅基地抵押的限制，才能使土地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拓寬農民獲得財產收益和抵押貸款的渠道，縮小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

　　今年兩會，劉世錦準備了一份《以進城農民工為重點加快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建議》。在他看來，總數兩億多的進城農民工是現階段最有可能由較低收入水平進入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他建議加快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轉，增加農民工的財產性收入。

　　劉世錦也提醒，農地入市、宅基地流轉獲取的收入，應優先用于完善相應地區農村人口的社保體系，解除后顧之憂，使他們與城里人一樣不再依賴于土地保障，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收入的同時，有更為有效和穩定的社會安全網托底。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林 見習記者 趙麗梅 魏婉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海洋